我的七八级

1978年的10月5-7日，是中山大学中文系78级新生入学报到的时间。昔日我那土里吧唧的进城情景，还历历在目：我一头挑着工友给我用桉树打的小木柜，一头挑着简单的衣物、铺盖和几本书打成的包袱，从雷州半岛的海康县纪家林场沙湾林队坐着牛车晃荡晃荡地到场部，再搭运送木头的大卡车的顺风车到湛江市汽车总站，然后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到达广州。

1982年夏天毕业后就回到汕头市工作的钟展南（左）、黄荣章（中）师兄。

猛一回首，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2018年的10月5-7日，一群当年万里挑一、有幸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又聚集到母校的孙中山广场的草坪上和中文堂里，这群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甚至有几位已经年过古稀的老顽童们不分男女，彼此勾肩搭背、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全无昔日的青涩和矜持。

我们78级，比77级只慢来了半年多。77级是1978年春季入学，全省统考的，作文题是《大治之年气象新》，77级的陈平原师兄一考成名，作文被《人民日报》选登。78级是全国统考的，按正常的秋季入学时间报到。

中山大学怀士堂背后南向的小草坪，有校训牌。

我们中文系78级学生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年龄差大。班里的老大是1945年出生的，当时都33岁了。最小的应届毕业生才16岁，那时候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中小学加起来也就9年，比现在少了3年。3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有好几位，总喜欢逗16、17岁的小同学叫他们大叔、阿姨。

另一个是性别比差大。班里一开始是102人，女生才12人。其中有N个已为人母，N个已为人妻，N个名花有主。所以所剩无几，男同学竞争激烈，好像只有帅气的班干们才具有竞争力。现如今大学生性别比例正好与此相反，中文系100个学生里，有十几个男同学算是好的了。如果是外语系，男同学的数字多数就是个位数了。

中山大学校园的灵魂：孙逸仙广场草坪。

在78级读书，最爽的事有两件：一是可以随意读书，二是可以有选择地翘课。

 我是大革wh命开始的1966年上的小学，1974年“反回潮”时高中毕业，其实没有真正好好读过书。进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就像是“枵牛喢着徛岭草”[iao1 ghu5 sah4 dioh4 gia6 nian2 cao2]（大意是：饿牛放进水草丰茂的山岭下——猛啃），猛读中外小说名著，乱读（说好听了叫“恶补”）一气。直到李新魁老师知道我想当大学老师的愿望后才指导我：想当大学老师就得考研，考研就得有选择有方向地读书。我这才恍然大悟，由博返约，集中精力读语言学和方言学的名著。

翘课嘛，以前叫逃课。老师们对我们还是比较放任和宽容的。我学籍表里分数最低（唯一80分以下）的那门课就是翘课的恶果。后来听学习委员告诉我：“课任老师问他，林伦伦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但他还是手下留情，没把我整挂科（不及格）。谢谢了，老师！

承蒙同学们厚爱和信任，让我在师生恳谈会上说几句话。我讲了三个关键词：

一是感恩。

 是李新魁老师指导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澄海话形容词的两种形态》，把我领进了方言学的学术殿堂。我读研期间，就开始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潮汕方言词考释》一书的文献资料搜集和初稿撰写工作。

是高华年教授对我进行了严格的培养，养成了我较为严谨的学术作风。高老师带研究生，都是三年一个，一个毕业了再招一个，每一个都是手把手地培养。让我一生受益匪浅的是，在高老师的无意逼迫下，我努力啃下了英语这块硬骨头。高老师是西南联大出来的，英语非常棒。他可能以为我的英语也不会差，差了也考不进中大读研嘛。他给我开的书单里有美国语言学大师Leonard Bloomfield的Language（布伦菲尔德《语言论》）。但殊不知，他的这位弟子高考是没有考英语的。进中大后英语课分快慢班，第一道题目就是“按顺序默写26个字母”，连这个我都没有全部默写出来，当然是进了慢班了。考研英语得了66分，那是全靠考前强化训练的哑巴英语成绩。但咱不能在老师面前丢人现眼啊，于是，一页一页地翻词典做卡片，啃，真的是硬啃，那时候，英汉对照的语言学词典还很难找。几百条词条做下来，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最大的收获是基本上消灭了对英语的恐怖症。此后我一直坚持我的英语阅读，45岁那年，我还能通过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英语口语和听力训练，而后被委派出国留学，真的是感谢老师的培养之恩。

前排右2为我的硕士生导师、研究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并留校任讲师的著名语言学家高华年教授，右3是澄海籍著名汉语方言学家黄家教教授，右5是引导我走上语言学研究学术道路的澄海籍著名汉语音韵学家、恩师李新魁教授。我在哪儿呢？

第二个关键词是亲密。

同学之间的同窗之谊是最纯洁无私的了，40年过去，我们回忆的主题是师恩和窗谊。我的宿舍东四111房7位同学这次来了5，是出勤率最高的了。大家在一起回想我们的房号，谁谁睡哪一个“鸭仔铺”（架子床）的上铺，谁谁睡的是下铺。昔日的生活琐事，今日全是有趣的故事。当然，班花班草的八卦故事，那就更是同学们所津津乐道的了。

            中大东区学生宿舍四号楼111室的5位室友（还有2位缺席）。

当然，还有些许的惆怅和感慨。有几位同学还在上班呢？有几位同学去世了呢？有几位同学失联了呢？如果说，人生80年，前面20年，是青涩；后面的20年，是老迈；中间这40年，却是真真正正的黄金时段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一眨眼间，时间却就这么过去了。

这40年间，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我们这百把号人，官至省部级者有之，富至亿万者有之，名校博导、大报主编有之，但更多的还是安于各自岗位的普通干部或者其他从业者。今天走到一起来了，就没有彼此之分。管你官有多大，家有多富，来了就是同学，不得摆谱。过去的追师妹被甩的糗事照样拿出来抖露，今天发福的囧样照常拿来取笑；过去暗恋的对象，以前不够胆对其说，现在可以尽情地表达（我怀疑有的是现在杜撰的，哈哈）。这就是同学，这就是40年的同窗情谊。窗谊就是一首优美动听的曲子，大家爱往里面填什么词就填什么词，彼此听着高兴就行。

中文系78级丙班的合照（还有甲、乙两个班）。

第三个关键词是幸福。

我告诉中文系的师弟师妹们，如果毕业后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又可以把这份工作做成自己乐于奉献的终身事业，那你这辈子就一定很幸福。虽然从中山大学、到汕头大学、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再到韩山师范学院，我是“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走。有朋友打趣我说，你是“上善若水”哦。但40年来我执迷不悟的专业爱好就是需要下乡做田野调查的汉语方言和地方文化研究，我还有一腔的报效家国的情怀，我把青春的冲劲献给了汕头大学，把中年的年富力强献给了广技师，把成熟的智慧献给韩山师范学院，同时也收获了我个人接地气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较好的成就。

尤其令我幸福感爆棚的是，我收获了同事们的信任和友情，收获了学生们的爱戴和尊敬。无论作为老师还是作为校长，学生对我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因为大学的第一功能就是培养人才，没有学生，何来教师？何来学校？

诺贝尔奖获得者、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高琨博士在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采访时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总是要留下自己的脚印的。”我想，我留下的虽不是巨人般的脚印，但我的脚印肯定是踏实的。

78级的我，这40年，是努力过的、幸福感满满的40年！

如果来世还有78级（应该是2078年吧），我还读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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